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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怒放的地丁花》:揭开家政工的“隐秘”生活

2016-07-19 观熙 橙雨伞



“家政工大姐们都需要给雇主提供健康证以示健康,那为什么雇主不给她们提供健康证证明自己也是健康的呢?”

暑热的北京,望京的一个咖啡厅里。带着黑框塑胶大眼镜、利落短发的高欣,倚在角落的靠背上,用低沉、轻缓的声音强调着家政行业中的“不平等”。

这个20多岁的河北姑娘,用2年多时间完成了对二十多位来自北京、西安和济南三地家政工人的访谈,并集结成了《怒放的地丁花——家政工口述史》一书,于近日出版发售。

怒放的家政工

年纪轻轻、来自非工人家庭的她,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本书?

除去巧有的机缘,对工人群体一直以来的关注,在冥冥中就注定她的书早晚会诞生。

高欣说,做这本书,让她落了地。

自工作以来,身为记者的高欣就一直在顶层设计、行业制度建设上“较真”,到底一个制度推出来对工人群体,尤其是家政工群体有多大的效力和影响?那些逐年向好的数据如何能有实实在在的意义?


这一次,这几十人的口述,让这些数据有了代入感,有了真实性,有了意义。

“地丁花,它在春天早早就开了,冬天连点儿绿色都看不见,比较荒凉。但它开紫色的花时,人们一看到它,心里就很温暖。家政工就是地丁花。”

这是把一位家政工写的诗,她将家政工比作地丁花。高欣特别认同这样的比喻。而取名“怒放”,更是为了表现家政女工们以及这个行业日臻完善、愈发成熟的状态。“一朵花只有成熟了才能怒放,人也是。”

何谓成熟?成熟就是有经历有能力。高欣是这样解释的:家政工群体,多为女性,年龄也一般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,选择的这份工作不同于一般劳动,是家庭情感劳动,所以她/他们需要极大的智慧及努力才能平衡好各方面,如果没有一定的经历,是干不来的。

大姐们有故事

这本口述史,让高欣与这些城市中或与她擦肩而过却不曾留意的人有了交集,而这些交集给予她的是温暖、震撼与敬佩。


济南的高大姐,就是这样一位给人温暖感的淳朴的大姐。

高大姐所在的村,现在已经是一个家政村。但是当时她是这个村第一个出来做家政工的大姐,只敢“偷偷摸摸”地做,怕进城给别人当保姆面子上抹不开。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家政工行列后,观念就改变了,那个村里有不少中年男性也去干家政了。

高大姐后来办起了家政公司。她总是会设身处地为雇主着想,比如只要雇主不方便来看人,她就带着家政工上雇主家供挑选。“我就觉得她就像小时候课本里说的勤劳朴实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。以前的空话套话在现实中让我找到了一个现实活体。”高欣这样评价道。

北京的李大姐,被丈夫打了29年。从隐忍家暴到出逃独立,从羞于启齿暗暗哭泣到写成小品鼓励更多同命人,用高欣的话说,如今的李大姐已经“涅槃重生”。

谈起李大姐,高欣不住地感慨,忍了这么多年的家暴,每一次都似要人命,但大姐描述起来却很平静,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。


“他打我最狠的那次,是某一年的腊月二十九。那晚,他把家里东西全都摔了,把孩子吓得嗷嗷哭。然后他拿我一个围裙,把我绑到炕头的三片暖气片上,开始拳打脚踢。他打我打到凌晨两点多,打完就呼呼睡着了。我想上厕所,就叫醒他说:“求求你,我想上厕所。”他这才给我松开,然后又睡了。从厕所回来,我就想摸电(自杀)了。但我又想,为了孩子,我不能死。他要是打不死我,我就跟他拼。”

李大姐的故事,让高欣感到震撼更让她好奇,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个怯懦女人敢于离婚,敢于对过往说再见,敢于呼吁对家暴说“不”?

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选择并成功地离开了受暴环境,获得了更多社会支持。

在农村那个家社会氛围浓重的地方,李大姐的事儿即使大家都知道,除了好言相劝,却不能多做什么。离开家乡到北京打工后,友善的雇主及打工妹之家等姐妹们的团体让她找到了依靠。

西安的安大姐,是另一位让她“大跌眼镜”的家政工,有着漂亮的外表及前卫的家政观念。


当很多家政工还把家政服务看作“低人一等”的工作时,安大姐就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份事业。她说,家政服务是专业服务,是雇主需要帮助了才来购买的服务,所以两者关系平等。


如果看到雇主家做得不对的方面,她就会言语。她认为既然雇主花钱购买她的专业服务,若是怕“伤了和气”不说,那她就是失职,而如果雇主不听,那她就可能撂挑子不干了。“因为担不了非自己犯错的责任啊。”


还有许多家政工与雇主斗智斗勇的故事……每一个故事都夹杂着人情冷暖,读后总能让人会心一笑。

带着追问,继续观察

从2014年的采访到2016年的出版,走过了2年。而这两年的家政行业正快速地变化着。伴随着时代作用力,高欣一路观察并思考着。

比如,互联网化、App化给家政行业带来的变革是显著的,但是,这个技术变革是帮助了家政工群体更充分地利用时间、便于双向选择,还是进一步捆绑了他们?要知道互联网的使用者更多的还是雇主,家政工群体使用的更多是非智能手机。“那么家政机构是不是有义务去辅导家政工使用互联网?”


比如制度层面的完善正在按照国家的规划一步步实现中,而观念上的完善,即雇主及家政工们是否也摆正了心态,坦然地接受这个职业的性质是服务交换呢?从大姐们不时流露出的“低人一等”的感受上来看,高欣认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互相肯定。“大姐们不要太敏感,雇主们也需要放平姿态,只有平等了,这个服务交换才能平等。”

再比如家政工大姐们在为确保雇主健康的权利而提供健康证,那么雇主是否也该提供健康证确保上门服务的家政工们的健康权,尤其对于缺乏保险意识的家政工们而言,如果一旦因为雇主染病,如何归责?

高欣坦言,作为一个记录者,尽管自己保持得再客观,也终究是一个旁观者,到底身在其中的大姐们会不会对此书的内容产生共鸣,亦或是由此得到启发或思考呢?三五年后,不同地区的家政工们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变化?

所以,两年前开始创作的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,她将带着更多的问题,继续用心观察探索,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。


*本文图片来自changjiangtimes.com;hynews.net; cnchu.com; dailynews.sina.com





作者观熙多年女性媒体从业者,业余混迹关注性别的公益组织及Tedx Women中国社群,长期关注及思考传媒在女性生活中的功与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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